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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社区微治理创新,坚持创新发展

泡上一杯茶、分开两边坐,张朝麟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场场矛盾调解。他有时是一块砝码,为有理的一方增加分量;有时又是一块冰,给两边降火消气。一场场潜在的冲突就这样化解,真正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小区”。小区过去每年因违规装修搭盖投诉、住房渗漏引发上下左右邻里纠纷有10余起,现在,居民或是自拆违建装修,或是主动帮助协调邻里房屋漏水纠纷,如此配合,靠的正是张朝麟一班人带了好头。在解决小区矛盾纠纷调解具体问题上,张朝麟坚持一方面必须公正公平不搞小圈子,做到不偏不倚,即要坚持法律、法规、小区公约,摆事实讲道理;另一方面要坚持换位思考,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高度和层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考虑周全。

“现在房子不漏水了,住着也很舒适,搭帮党员们呢!”小区D栋1702房是顶楼,业主黄才良告诉记者,他家以前一到雨天就漏水,多次与开发商交涉无果。李可立上门走访了解情况后,小区联合党支部出面协调,开发商很快就在楼顶做了防水措施,漏水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怀德社区是宝安区的村改居社区,占地4.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到1000人,但居住人口超过5.5万。永福苑小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居民小区,属于安居房,面向全家都是深圳户口的夹心层。小区的配套设施差一些,如公共场地少、人口密度较大,位置也在比较偏的地方。2013年居民入住后,在老党员积极筹备下,业委会得以在2014年成立,后又在福永街道两新党委和怀德社区党委的支持下于2016年10月成立小区党支部。党支部领导,业委会与物业配合,形成矛盾调解、文化生活以及社区服务的微治理结构。例如,在山竹台风来袭时,党支部党员成立应急小组,排查楼道堆物,保护居民财产安全;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联合举办每年一届的小区春节联欢晚会、百家宴等活动,拉近邻里关系,丰富小区生活。

50年来,全国各地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理念,坚持“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提高新形势下创新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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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群众有什么困难,我们就解决什么困难。”中水一品小区联合党支部书记李可立坦言,党支部把居民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尽力寻找解决办法。该党支部自2017年成立以来,坚持实施“5431”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模式,推行党支部、业委会、物业联席会议制度,让党支部成为小区管理的“主心骨”,引领助推小区治理服务逐渐规范化。

微治理创新形式灵活多样

凌某在院子里烧煤炉,煤烟飘进了马女士屋里,两人发生口角;马女士将水泼到凌某烧煤炉的地上,凌某找来污秽之物泼到马女士家门口。就在双方动手之际,“老娘舅”顾锦春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凌某,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邻里和睦的重要性。最终,双方握手言和,凌某表态今后再也不烧煤炉了。

着力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张朝麟重视源头治理和预防纠纷的产生,例如,针对小区公共环境差等问题,老张努力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先后对小区进行了20余项较大的改造、维修和更换,使一个“脏乱差”的安置房小区变身花园小区,居民群众对生活环境满意了,对物业也满意了,物业收费率从原来的70%上升到95%以上,消除了群体性上访,物业纠纷明显减少。此外,张朝麟还与居民一起,将原来黄土裸露、杂草丛生的小区空地改造成集休闲娱乐、法治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小区公园,建立小区长廊,并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厦门六种精神、家庭文明三字经、人民调解法律条文、法治案例、法治漫画等内容,将法治与文化有机融合,引导居民弘扬好精神,传递正能量,使广大居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治道德教育,小区居民纷纷点赞。

目前,中水一品小区联合党支部有46名党员,大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实现党支部“搭台”,居民“唱戏”。党员们主动亮明身份,联系住户摸排问题,积极开展小区服务,带领居民开展“走访慰问帮扶”“矛盾纠纷调解”“安全隐患排查”“小区停车秩序整顿”“卫生环境”“文明素质提升”等一系列工作,切实解决一批小区长期存在的问题,居民们的情感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大家庭。

再次,小区微治理确保了党的有效领导。作为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小区微治理与社区治理的微血管天然连接在一起。小区党支部纳入社区党委与街道两新党委的领导,一方面保证了在社区微治理中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也让小区党支部天然具备公信力,畅通的党组织体系也便于协调行政力量与行政资源,帮助社区问题迅速解决,夯实党组织在基层治理的领导。例如,调研的多个小区党支部都提到,通过党工委系统可以申请到党建的经费来组织社区的活动,进行小区内的评选活动。在福永街道的白沙社区,党支部在街道两新党委的支持下协调物业在物业管理处建立综合服务平台,为居民办事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人们欣喜地看到,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等地基层正在积极探索群众议事机制,将涉及群众利益事项,交给群众民主评议;不少地方还进一步规定,这些事项由群众评议投票作出决断后实施,事项实施过程也要接受群众监督,有效预防和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

达嘉馨园小区调委会调解纠纷。

记者了解到,中水一品小区的大变样,得益于玉潭街道推行的“5431”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模式。

宝安区的社区微治理创新与宝安区近几年大力投入资金、进行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分不开的。在区、街道两新党委以及社区党委的支持下,一支强有力的基层党支部队伍得以建立。此次调研发现,这些小区党支部书记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作为小区中的优秀成员,他们没有行政职务,仅以服务和奉献的精神带领小区党员积极为居民提供义务服务。党支部在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百米既是党的组织力的体现,也承担着团结和教育群众的政治功能。那么,在接下来基层治理创新中,发展并善用党的基层组织,为这些退休或在岗的党员同志提供更好的支持(如基于社区工作能力建设建立小区微治理经验交流机制),将能真正地将党建与社区的多元共治有机结合起来。

为保证各方合力的充分发挥,北京、江苏、河北等地纷纷建立“大调解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等机构,将司法行政、信访、综治、安监等力量整合在一起,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的服务。

在党支部引领下,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山社区达嘉馨园安置房小区实行的是居民自治、化解矛盾纠纷的小区调委会模式。这要从小区的带头人——69岁的退休老党员张朝麟说起。

原标题: “5431”让小区变成大家庭
宁乡玉潭街道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模式显实效,5000多名在职党员为民服务解决身边事、烦心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民参与新局面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与基层治理创新”课题组成员)

民意为导向依法化解矛盾

小区里的平安和谐使者

化解矛盾,“时间银行”提升幸福感

从2016年起,深圳宝安区通过不断加强党委领导、优化基层治理结构、调动党的执政资源、发挥党委政治功能,建立了一核多元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模式;并于2018年3月下发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广泛推行党委领导的一核多元社区治理体系建设。2018年9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建与基层治理创新”课题组进入宝安区5个社区调研发现,党支部建设带动了社区微治理创新。

黑龙江、天津、湖南等地还建立了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党员走访机制,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群众矛盾。湖南省益阳市规定干部每月至少在驻点工作5天以上,党员每月至少走访联系群众10户,覆盖全市481万群众,做到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做好解释,无政策法律依据又确实不能解决的做好解气工作。各地还积极推动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将社区干部、综治、城管、消防等力量下沉到最基层,让服务群众、听取民声成为日常工作。从2010年起,北京市东城区就探索推进网格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517个网格,为群众提供贴身零距离服务,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全区发案率和信访总量均持续下降。

小区虽小,但事情不少。房屋漏水、停车、噪音、遛狗、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大家都说老张解决矛盾有办法,可老张认为依靠个人力量单打独斗还不够,重要的是要发挥党员和小区能人的力量。张朝麟提议,将小区调委会调解室设在小区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业、小区共建理事会等力量被整合起来组建成小区调解委员会,小区逐渐发展成“党支部——调解队——楼道调解员”的调解模式。小区调委会成立后,张朝麟与调解志愿者们每天开门接待居民,认真倾听意见,一大半时间都用来解决人的问题。“人的矛盾纠纷处理好了,其它工作就好做了。不处理好矛盾纠纷,其它工作也难以开展,只有团结广大居民群众才能建设好和谐小区。”张朝麟说。

“小区正在成立‘时间银行’,这是一个公益服务性质的平台。”记者了解到,小区哪一个居民家里有什么困难问题,譬如小孩上学没人接送、老人在家没人做饭,可以在“时间银行”的电子平台上发出邀请,而有时间、有精力的小区居民可以积极参与服务,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今后自己有什么困难,其他居民也会来帮忙服务,从而形成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氛围,让居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所谓社区微治理创新,是指在居民小区里,由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形成的小区治理结构。我们下文以海旺社区、怀德社区与劳动社区的案例来说明什么是微治理创新。

除了“老娘舅”外,全国各地基层社区、村组中,还活跃着一支支数量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包括“和事佬”、“红袖章”、“楼道长”、“网格信息员”等,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称呼,但都是居住在当地的普通群众,自觉自愿承担着“平安使者”的职责。

记达嘉馨园小区调委会主任张朝麟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党支部引领的小区微治理创新带来了社区治理三个层面的变化。

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2017年,在湖里区司法局指导下,张朝麟带领小区“自家人”,成立凝聚党支部、业委会、老年协会、物业等力量的小区调委会,成立以来共同化解矛盾纠纷60余件,达嘉馨园小区调委会被市、区作为城市小区调解工作的典范。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调解有一套》播出了达嘉馨园小区调委会的调解好故事。

“5431”是个什么法宝?玉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海潮介绍,“5431”包括五级联动、四个亮出、三项活动、一核多元。具体而言,五级联动是市委领导、街道统筹、社区组织、小区负责、楼组包干,四个亮出是党员亮出身份、亮出承诺、亮出行动、亮出实效,三大活动包含小区品牌活动、楼组主题活动、党员志愿活动,一核多元是建立以小区党支部为核心,物业公司、业委会、开发商等多元参与的服务体系。目前,玉潭街道以“5431”为基础,5000多名在职党员开展为民服务行动,为百姓解决身边事、烦心事,形成党建引领、全民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如今,江苏、北京、浙江、江西、安徽、山东、贵州等地,都普遍建立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明确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地雷”不排除,则征地拆迁等建设项目一律不上马,因风险评估不力引发重大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

长沙晚报8月5日讯日前,记者来到宁乡玉潭街道中水一品小区走访,只见道路清洁,花园曲径通幽,而在小区的绿化带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弯着腰在除草,胸前的党徽格外耀眼。老人名叫尹厚如,今年89岁,党龄已有65年了。老人告诉记者,平时散步时只要看见杂草,她就会扯掉。“以前小区里有点乱,杂草丛生,在小区联合党支部的带领下,居民们齐动手,共同维护小区环境,才有今天这个模样。”

姓名:范艳春 工作单位: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

作者简介

顾锦春是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因为热心肠,又讲公道,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娘舅”。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还有许许多多像顾锦春这样的“老娘舅”,他们生活在基层,最了解群众,化解群众间的矛盾纠纷驾轻就熟。

劳动社区也是宝安区的村改居社区,面积为14.8平方公里,约6.7万居民,其中户籍人口不到20%。社区治理创新试点改革以来,劳动社区成立了7个党支部,马鞍山小区党支部就是其中之一。马鞍山小区党支部在小区宣传栏旁放置了心愿盒子,每隔几天会查看一下是否有居民反映的问题。党支部的党员也都在小区的宣传栏亮了身份,鼓励居民有需要时第一时间和社区党员取得联系。党建工作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平台不可或缺。由于马鞍山小区是居民自建房,根据相关法律不能成立业主委员会,这样一来物业公司就没有了监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劳动社区构建了以小区党支部为依托、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邻里互助社,将党建工作与居民生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邻里互助社于2017年11月成立,自此小区居民有了一个沟通协商和参与解决小区事务的平台,大家通过心愿盒子和找党员反映的问题都会拿到互助社平台上来讨论和解决。小区养狗的问题、乱停车的问题、环境卫生的问题,一个个都在这个平台上被解决。不仅如此,这个平台也成为一个发展小区新党员的途径,一名“90后”的年轻人就是因为看到小区党支部为大家服务而受到感触后主动提出入党申请,目前已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不管结果如何,经过充分讨论后作出的决定,我们都能接受,因为这是居民自己的选择,不会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居民们这样说。

微治理创新带来社区治理大变化

近年来,医疗卫生、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行业和专业领域矛盾纠纷大幅上升。针对这一新情况、新特点,各地积极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让专业人士运用专业知识化解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目前,全国已建立此类调委会2.9万个。

海旺社区占地面积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万余人,常住人口超过4.8万人,实际居住人口超过12万。海旺社区人口多,以商品房小区和写字楼为主,社区党委、工作站、居委会共有48名工作人员,是典型的小马拉大车的社区。街道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委(以下简称“两新党委”)、社区党委积极发展小区党支部,2018年共成立了7个小区党支部与片区党支部(两个小区联合成立的叫片区党支部)。丽晶国际小区业委会和党支部联合物业建立小区协商共治的机构。在党支部领导下,业委会主导和监督、物业参与,在小区中推行公民自治公约(楼栋文明公约、停车文明公约、养宠文明公约)。通过居民公约来建立居民之间的信用体系,解决在社区管理和服务层面无法解决的社区三大难:楼道堆物、养狗和停车。同时,经向党工委申请,物业拿出120平方米的公配物业作为党员活动中心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天津市一度进京非正常上访数排在全国前三。近6年来,天津市财政收入76%以上的支出用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危陋房屋改造、市容环境整治、食品药品安全、职业技能培训、社区综合服务等问题,使群众真正得实惠,进京访大幅下降至全国20位之后。

首先,小区微治理创新带来了治理结构的变化,将社区治理结构下沉到小区。以宝安区的社区为例,社区的治理半径平均为3.2平方公里,人口为4.3万人,而小区微治理结构往往只服务1个小区,人口在几千人,真正能做到最后一百米的覆盖。社区工作人员认为,“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只有小区微治理才能真正帮助社区治理实现这个目标。

化解矛盾靠法,只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一个侧面。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群众。各地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尊重民意、保障民利,源头防范矛盾纠纷。

伴随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有着地域和生活经验等方面差异的人聚居在城市社区,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的基层结构。为了承接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职能,街道开始设立社区工作站或社区服务站。在实际运作中,社区党委、居委会与工作站/服务站往往是多块牌子、一套班子,行政管理、服务以及居民自治功能通常混合在一起。“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呈现的便是社区终端不堪重负的情况。这同时也导致社区党委、居委会与工作站/服务站的管理与服务难以奏效。例如,在社区活动中,往往只有老人孩子参与,而且通常是固定的一批人,这种情况也成为了社区常态。社区建设仅仅依靠社区这一层的架构,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社区不堪重负;同时也难以解决社区参与的最后一百米问题。为寻得解决办法,本文将以深圳宝安区为例进行探讨。

今年1月底,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发生一起未成年人在酒吧饮酒猝死事件。死者家属要求赔偿180万元,而酒吧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其次,小区微治理带来治理逻辑的变化。在社区层面的治理多为服务与管理,但小区微治理却具备了居民自治的要素。业委会是居民的组织;党支部由小区党员组成,既是居民组织,也是党组织。党支部、业委会和物业三驾马车,既将小区治理的利益主体纳入治理中来,又能发挥党支部带领群众、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功能。在社区治理上,如停车、楼道堆物、养宠物、居民纠纷等细微但却易引发居民之间、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矛盾的事项,尤其适合在小区微治理结构上进行调解与处理。相比社区而言,小区微治理结构更加灵敏和柔性。例如,海旺熙龙湾小区曾发生两起纠纷事件,一是居民反对商家在居民楼里开设美容医院,另一个是某小区反对拆迁事件。在纠纷发生时,小区党支部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些纠纷,同时还使用更为柔性的力量来调解纠纷。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近年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地充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由群众自己守护平安。群众既是平安建设的参与者,更是平安建设的分享者,他们用坚实的臂膀,共同筑牢了平安中国的第一道防线。

基层党建是微治理结构的核心

医疗纠纷一直是最难调解的纠纷之一。山西省在全国首创将人民调解第三方独立机制引入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既体现了人民调解及时便民的优势,又打破了医疗纠纷处理的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壁垒,赢得了患者和医院的信任。目前,山西9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途径,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马某前几年丧偶,自己又得了病,生活难以自理,两个养子不尽赡养义务。今年9月初,马某来到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咨询起诉养子的事宜。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法官和人民调解员走访老人所住社区,了解情况后进行调解。调解员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讲到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经过耐心劝解,两个养子均表示愿意赡养老人,并达成了赡养协议。

湖北省大冶市去年在乡镇试点成立“五老和谐总会”,“五老”即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老军人、老教师,他们通过拉家常的方式,搜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有力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陕西省洛南县按照每个社区不少于50人、每个村组不少于20人的标准,将热心群众吸纳到治安巡逻队伍中来,仅今年以来就协助民警化解矛盾纠纷286起;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115个村、6个社区全部创立了“和事佬”协会,两万多名“和事佬”活跃在大街小巷,收集、化解由婆媳吵架、邻里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对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早解决”。

为了让群众有更多参与权、发言权,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65个社区普遍建立了居民议事厅,社区事务均由居民代表讨论决定。市南区香港社区居委会接到居民反映说,社区广场缺少个厕所,居民活动时极为不便。但是否在广场建厕所,社区将决定权交给了居民。最近,居民代表多次在议事厅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争论异常激烈,因为也有居民反对,认为广场建厕所有碍观瞻,夏天会有异味。

全国各地还通过建立“调解快速反应机制”、“人民调解半小时服务圈”等,让人民调解员能够第一时间介入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将矛盾纠纷控制在最小范围,化解在萌芽状态。

今年4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金地国际社区的多名群众,找到鄞州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陈文生,打算起诉一名社区居民。该居民养了一群信鸽,平时噪音大且乱拉粪便,物业协调多次无果。当时禽流感爆发,居民恐慌。陈文生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与信鸽主人沟通,讲明法律利害关系以及诉讼可能的结果。最终,该居民主动减少信鸽数量并控制放飞时间,问题迎刃而解。

三调联动构建大调解体系

类似的诉调对接中心,已在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种力量“请进来”,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诉前调解,并探索对调解协议加以司法确认,将一大批矛盾纠纷挡在诉讼之外,有效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2009年至2012年,上海市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功调解案件27.84万件,占同期一审民事结案数的34.9%。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西商城”项目原计划投资近4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可今年6月,该项目经风险评估后却被暂缓实施。原来,涟水县房屋征收办通过走访拆迁住户和发放调查问卷发现,该项目存在门面房安置补偿难度大、群众回迁愿望强烈等问题,存在引发小规模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或滋事阻挠施工等可能性,遂建议暂缓实施。

随着社会矛盾呈现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特征,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化解这些矛盾纠纷,靠部门“单打独斗”、靠手段单一的调解方式往往难以奏效。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体系,举多方之力,聚多方合力,共同化解矛盾,取得明显效果。

在“请进来”的同时,各地政法机关积极“走出去”,法官、检察官们深入基层、走村入户,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

“政策一出台,矛盾纠纷跟着来。”这曾经是各地都面临的老大难问题。2006年,淮安市率先在江苏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至今完成风险评估事项1560多件,未发生一起集体访、闹访事件,信访和集体访近3年降幅保持10%以上,终于摘掉了“信访大市”的帽子。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转型升级加快,矛盾纠纷易发多发。如何有效化解复杂的纠纷或已激化的简单纠纷?各地接受过培训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充分发挥作用,接过了“平安接力棒”。

据了解,仅201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就调解矛盾纠纷926.6万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890万件。不少群众说:“人民调解,化解了矛盾,调顺了民心,巩固了执政根基。”

群众事发动群众自己解决

为提高服务群众的效率和水平,不少地方建立了“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三级服务平台,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事项,有效解决了群众摸不着门、有问题部门间相互推诿情况的发生。

云南省普洱市把全市分成103个乡级和1037个村级民情责任区,每个责任区由一名领导干部负责,确定一名民情联络员、发放一张民情联系卡、设立一个民情意见箱、公布一部民情电话、开通一个民情邮箱,汇民意、化民怨、解民困、凝民心,受到群众普遍欢迎。2010年以来,普洱市没有发生一起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565net必赢,人民调解员林木临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调解组,对这起纠纷公开调解。他一方面指出酒吧凌晨两点后营业又接待未成年人,存在过错;另一方面劝说家属,不同意尸检,死亡原因不明,索赔180万元于法无据。经过耐心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各地加大民生建设方面的投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来,安徽省芜湖市民生投入累计达200多亿元,先后在全省率先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医疗补充保险等制度,有效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

陈文生是一名社区“小巷法官”。2011年7月,鄞州区法院开展“小巷法官”试点,法官定期到社区为居民提供司法服务,培训社区调解人员,对社区无法调停的纠纷,进行全程跟踪,营造了“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法院”的和谐环境。目前,“小巷法官”已在全区推广,社区诉讼大量减少,最高的减少七成。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于2012年7月率先建成“人民调解110”,在全区每个楼院挂出了调解热线宣传牌,群众有调解需求可拨打24小时热线电话,对于紧急、突发矛盾,发生在城区的,调解员20分钟内到场,郊区农村的30分钟到场。

江苏省及所辖的13个地市均建立“大调解”联席会议制度,各县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统一受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努力做到矛盾纠纷“来得了,出不去”。

在“大调解中心”等机构中,各地通常还设立领导接访值班室,制定相关制度,党委、政府领导轮流接访,“一把手”直面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着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的建立,顺应了当今多元化、多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现实需求,方便了人民群众,提高了调解效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半个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各地坚持和发展的“枫桥经验”,是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是破解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有效之举,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是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有力法宝。记者周斌蒋皓

林木临是全国428万辛勤工作在基层一线的人民调解员中的普通一员。目前,我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1.7万个,基本实现了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做到了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人民调解。

北京市从2007年起就部署开展物业管理纠纷专项调解工作,至2012年,已在社区层面设置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407个,基本覆盖全市各个物业小区。调委会定期组织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物业管理企业参加联席会议,相互沟通情况、通报信息,协商解决问题,促使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